医学领域委员呼唤中国创造

    “中国创造在医学领域里面的缺失显得尤为突出。”近日，来自科研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陈章良、医疗一线的全国政协委员、北大第一医院教授霍勇和医疗产业的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微创医疗董事长常兆华做客中国经济网，共议医疗领域科技创新的话题。
    【动力从何而来】
    “作为一个医生，我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会关注病人有哪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，哪些方法能比现有做法更好。这些想法诞生于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中，就像星星之火，需要放大、燎原。”霍勇说，改进的想法便是创造的原动力。
    而目前的现实是，整个医学领域都缺少中国创造，从医疗设备到都鲜有中国人的发明。
    “凯发k8一触即发永远跟着别人，但别人用的东西未必适合你。因为中国人的疾病治疗和医疗保障还不同于西方，所以必须得有适合自己的原创。”霍勇举例说，以色列800万人口有800多家医疗设备公司，创新主体是医生，他们不停琢磨出创造性的点子，在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中，生产出很先进的产品。
    有创新的源头、有鼓励创造的环境、能顺利实现创造的转化，在霍勇看来是医疗创新的动力所在。
    2014《政府共同工作报告》中提出“改进与加强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，实行国家创新调查和科技报告制度，鼓励科研人员创办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。”这被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陈章良视为一大利好。
    “鼓励科研人员创业的尝试，最近的一二十年里并不少见。不少高校、科研院所都鼓励科研人员、教授，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与发明尽快产业化。”陈章良说，从创新想法转化成产品或者医疗实践，需要社会资源和国家政策的支持。
    【创新链条如何形成】
    “总理能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鼓励科技人员创业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但创业跟科研不是一回事，它是很大的系统工程，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，成功是小概率事件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微创医疗董事长常兆华说。
    常兆华认为，医生或者科技人员的创业成果如果停留在小虾小鱼的阶段，最终肯定会被市场上的大鱼吃掉。这部分人群直接下海办企业并获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，科研人员必须谨慎地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比较理智的判断。
    陈章良说，在美国，很多教授直接把技术转让给企业或者通过技术入股，自己并不负责企业经营。但在中国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够，科技人员特别怕成果被侵占或者复制，往往选择自己跨界下海。这样一来，企业的资金和管理水平都难以跟上。
    “假如我有一个创新的点子，那么作为一个医生，我能否以自然人的身份开公司？假如我和企业合作，我的知识产权最终怎样体现到企业的股份里？一旦这个产品生产了在市场上使用了，和我本职工作的利益冲突怎么办？”霍勇说，这些事情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。
    事实上，国内临床一线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医疗产品的渠道仍未通畅。作为科研人员，假如在工作中有新的发现，就属于职务发明，一旦产品进入生产，也会产生效益纠纷。
    “不是说医院不鼓励创新，而是医院现在的环境不适合创新，大部分的医院没有这个意识。”霍勇说，最近有一个医院开始了创新的实践，把医生的创新专门做了知识产权的界定，不管是什么国家课题、无论医院投入多少，医生至少可以拿到创新收益的50%，以此来激励创新。
    “只有全社会认可与支持创新的链条畅通了，星星之火才能燎原。”陈章良说。
    【困境怎样破解】
    “创新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资金或技术，而是政策。虽然国家鼓励自主创新，但依然有很多无形的障碍。”常兆华说，政府要通过顶层设计拿出实实在在支持科技人员创新的政策，重点应落在“放开”。
    “即便千分之一的医生能有好想法，能够实现的也是千分之一，这样的创新及其珍贵。”常兆华坚持，在治病救人的本职工作外，医生的发明不应视作职务发明，医生可以拿这个申请专利或技术入股，国家不要限制技术入股的比例，科研成果的价值应由市场去体现。
    此外，他还建议放开专利的价格。“在我国，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低，好专利的价格低。这就导致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障，申请好专利的动力不够。”常兆华说，专利价格也应由市场来唱主角。
    破解医学领域的创新困境，被陈章良归纳为几个“能不能”：能不能确定成果归属？能不能放开技术占股比例？能不能给予启动资金扶持和产权保护？
    和常兆华一样，陈章良也坚持，通过市场来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，通过市场来确定科研人员技术入股的比例。此外，他认为还应该在创业扶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下功夫。
    “知识产权对科研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，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，一到市场去大家拷贝，就会失去创造力的源泉。”陈章良说。